跟毛澤東學戰(zhàn)略?沒有調查就沒有發(fā)言權

什么是戰(zhàn)略？

所謂戰(zhàn)略就是預判終局，當下布局。

所謂“預判終局”、“當下布局”，就是什么是“未來”？在“未來”中你期望成為“什么”？為了實現(xiàn)你期待的“未來”中的“你”，你“現(xiàn)在”需要“做什么”？

如果將上面的話濃縮成關鍵詞，就是“未來”、“未來的你”、“現(xiàn)在做什么”。

“未來”，是戰(zhàn)略的時間要素，核心是“預見”；

“未來的你”，是戰(zhàn)略的空間要素，核心是“定位”；

“現(xiàn)在做什么”，是戰(zhàn)略的時空要素的交織，核心是“選擇”。

如此分析，決定戰(zhàn)略成敗的關鍵是“認知”。

圍繞“認知”，以及圍繞“認知”展開的“選擇”和“行動”，在中國革命戰(zhàn)爭年代，有“兩種”錯誤伴隨中國革命的始終，也是毛澤東終其一生與之斗爭的“兩種主義”：

一是教條主義；

二是經驗主義。

相較于“經驗主義”，來自于遠方的“共產國際”的“教條主義”，對于中國革命所造成的巨大危害，人所共知。

為此，當時光已經流逝到1963年5月的時候，毛澤東還在為了矯正人們的“認知”問題，而寫下了《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？》千古雄文。

與毛澤東一貫的文章風格不同，《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？》，是一篇純正的哲學文章。

正如毛澤東的“好學生”——華為總裁任正非所言：

沒有正確的假設，就沒有正確的方向；

沒有正確的方向，就沒有正確的思想；

沒有正確的思想，就沒有正確的理論；

沒有正確的理論，就不會有正確的戰(zhàn)略。

所以，毛澤東在《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？》一文中，批頭就問：

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？

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？不是。

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？不是。

人的正確思想，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。

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從事各項斗爭，有成功的，有失敗的。

無數(shù)客觀外界的現(xiàn)象通過人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這五個官能反映到自己的頭腦中來，開始是感性認識。

這種感性認識的材料積累多了，就會產生一個飛躍，變成了理性認識，這就是思想。這是一個認識過程。

這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第一個階段，即由客觀物質到主觀精神的階段，由存在到思想的階段。

然后又有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階段，即由精神到物質的階段，由思想到存在的階段，這就是把第一個階段的認識放到社會實踐中去 ，看這些理論、政策、計劃、辦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預期的成功。

毛澤東還說：

一個正確的認識，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，由精神到物質，即由實踐到認識，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，才能夠完成。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，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。

其實早在1937年的7月和8月，毛澤東就完成了他的著名的哲學著作《實踐論》和《矛盾論》，就馬克思主義的“認識論”和“方法論”，早已經進行了系統(tǒng)的論述。那么毛澤東為什么還會就“認識論”問題，再次通過這么一篇“驚世核俗”的短文，再發(fā)“宏問”？

原因在于：第一，對于“未來”的“預見”，是一種“假設”。這種“假設”的正確與否？與人們的“認識論”水平密切相關。

第二，正確的“假設”，來自于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。早在1930年5月，毛澤東在其《發(fā)對本本主義》一文中，針對調查研究問題，就振聾發(fā)聵地說道：沒有調查，就沒有發(fā)言權；

不做正確的調查，同樣沒有發(fā)言權。

調查就是解決問題。

調查就像“十月懷胎”，解決問題就像“一朝分娩”。

第三，離開了實際調查，結果就是“唯心”的估量；“唯心”估量的結果，不是機會主義，就是盲動主義。

空洞的唯心的估量，之所以產生“機會主義”和盲動主義 ，原因不在于他行動之前不留心計劃，而是他于計劃之前不留心了解社會實際情況。

防止一切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錯誤出現(xiàn)，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。

第四，調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估量，在正確估量的基礎上確定正確的策略。

社會經濟調查需要科學的方法。但是很多人的調查結果就像掛了一篇狗肉賬，像鄉(xiāng)下人上街聽了許多新奇故事，又像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郭。

毛澤東強調，社會經濟調查要調查各階級現(xiàn)在的，以及歷史的盛衰榮辱情況。要深入內部做深度的結構化分析，要解剖社會各階級的關系，從而得出正確的假設、判斷和估量，從而制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。

第五，建立在錯誤斗爭策略之上的革命，非走上暫時的失敗不可。須知資產階級政黨也是天天在那里討論斗爭策略的。

總之，戰(zhàn)略是“預見”，戰(zhàn)略是“定位”，戰(zhàn)略是“選擇”，但是戰(zhàn)略首先是“認知”，所有正確的“認知”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不是頭腦里固有的，而是來自于對于現(xiàn)實和歷史的深度的調查、研究和學習。